JBO竞博编注：这是一篇相当枯燥的文章，源自我的一时兴起。如果你能读完，请接受我的谢意。

　　某位买家在网上平台购买了 2 张《生化危机4 重制版》的 PS5 游戏实体光盘，店铺误寄出 PS4 版本的光盘，沟通后店家重新补寄了 PS5 版的光盘。 收到货物后，该买家又声称，自己不知道订购的光碟是来自香港的“水货”，并且要求卖家退款。卖家表示愿意退货退款，但用户称该光碟是违禁物品，“不够胆寄出游戏”，并将情况上报工商局。事件发生后，买家在平台支持下取回退款，卖家则要面临货物损失和平台惩罚。

　　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生化危机4 重制版》退盘”事件，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此事发生后，许多玩家称呼该买家为“偷盘哥”，更有人直接进行“人肉爆破”，声称“偷盘哥”就是一名“白嫖惯犯”。

　　此事的核心问题有二：第一，系争物《生化危机4 重制版》PS5 光盘是否真的属于“偷盘哥”口中的“违禁物”？第二，为什么其他玩家对“偷盘哥”行为的反应如此剧烈？

　　让我们一个个来看。“违禁品”的通常含义是指法律规定不准私自制造、购买、使用、持有、储存、运输进出口的物品。

　　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违禁品”的种类也不尽一致，但从整体而言，“违禁品”可以大致分为几类：

　　可以看出，上述几类违禁品都有可能加剧社会治理风险，存在着相当高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在《刑法》中，也罗列了与上述物品相关的罪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实体版的主机游戏光盘是否能被划分到这几类当中去？首先可以肯定，主机游戏光盘与毒品、、弹药等不同，后者极容易造成人民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损失，而前者不会导致这种结果，谈不上“过于危险”。

　　至于“令人反感”和“被令行禁止”，不可否认的是，一些电子游戏中确实带有露骨的性描写以及暴力镜头。但需要注意，这其中的一部分游戏又不以“性”与“暴力”作为主要内容。意识形态的维护是极有必要的，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需要管理者进行综合研判。

　　再具体到《生化危机4 重制版》这款游戏，其中含有血腥、恐怖、暴力等元素。按照一般观念，此类游戏不宜交由儿童及未成年人游玩，确有一定的讨论空间JBO竞博。

　　但换个角度来说，成年玩家仅购买电子游戏用于自我娱乐，既不如、毒品那般高风险，也没有对社会的公序良俗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难谈“社会危害性”。将“电子游戏”与“违禁品”完全混为一谈，实际上混淆了相关概念。

　　第一，售卖的实体版电子游戏是否向海关报税，是否履行了清关手续。答案为“否”的情况下，卖家可能涉嫌走私行为甚至走私罪；

　　第二，售卖的实体版电子游戏是否含有国家明令禁止之内容。前文中提到的一些游戏，就含有危害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宣扬迷信等情节JBO竞博，有关部门出面禁止是应有之义；

　　第三，售卖的实体版电子游戏是否经过内容审查机构的审查程序，这一点其实最值得讨论。

　　如果单就国内现有的版号审批制度来看，我们能玩上的游戏数量是相对有限的。但事实是，诸多游戏厂商都以境外服务的方式向国内玩家提供游戏产品。这种措施“回避”了国内的审查制度，又吸引到了数额庞大的玩家群体。

　　在实体版电子游戏上，厂商也采取了类似的“回避”措施。制作方会在游戏封面或者游戏开始后提醒玩家，该游戏只在特定地区出售。但无论是“水货”还是正常报关的货物，国内玩家都能接触到外版主机与游戏，并且体验到中文版的游戏内容。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电子游戏并不当然属于违禁品。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有关部门也没必要再针对电子游戏进行单独的规制性立法。

　　首先，经济与技术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游戏对经济、文化的助推作用日益显现；其次，游戏早已融入了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中；再者，国家机关出面立法费时费力，待到具体的禁止令出台，特定游戏的热销期早就过去了。

　　立法者与执法者也明白上述道理。所以针对电子游戏的管制，国内现在都会采取一种“自治”的方法：监督部门不直接干预市场，而是对相关平台进行监管，接受外界投诉。电商平台响应监管者的要求，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列明禁售措施，并且负责执行。

　　这套办法既保证了公权机关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也避免了立法效率问题。在这套“平台自治”的系统下，玩家（买方）、商家（卖方）、平台、监管部门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售卖某些实体版游戏，既不“违法”，也不“违规”；售卖另一些实体版游戏，既可能“违法”，也可能“违规”。

　　在“违法”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将会出手干预。在“违规”的情况下，平台会直接出面惩处，监管部门有限的执法资源能够得到节约。这时，实体版主机游戏市场就形成了一张“软性规则网”。

　　例如在 2021 年 9 月，京东发布了《关于禁售游戏的公告》，其中写道：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出版管理条例》《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令第 49 号规定，未经审批备案的游戏不得出售……

　　这套说法看似唬人，但并非是官方说辞。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此说明存在三处疏漏：

　　第一，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理法》”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见平台援引法条时写错了名称，且《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还出现了两次，属于无意义的重复援引；

　　第二，此事之前，《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废止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和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公布并生效。换句线 号令在被京东援引时就已经失效了；

　　第三，上述各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均含有一些针对电子游戏市场的基本规则，但至少在这些法条中，并不能直接推理出公告的观点。

　　因此，京东发布的这份《关于禁售游戏的公告》，更像是平台借助法律之名进行的一次自我管理。此行为既是对有关部门监管的表态，也是保全自身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平台方在外部政策变动下达成的默契。

　　在“平台自治”的前提下，玩家、商户、平台与监管机构之间并非完全对抗，各方在某些情况下会达成微妙的相互妥协。

　　平台与监管机构需要根据政策和舆论环境，在某些时间段对游戏市场进行调整，因为平台与各级监管机构都需要对上或对下表态。但同时，平台又有商事关系主体与交易关系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重叠必然导致平台“自治”时存在弹性。

　　在弹性的空间下，玩家与商户通过“对暗号”等方式，建立了更多样的买卖合同关系。这种行为既让买卖双方达成了交易目的，也使平台营收增加，还“避开”了某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这时，不同主体之间的默契就出现了。

　　但是，这种多方博弈后的妥协是潜移默化的，也是脆弱的。上述各方中，如有一方打破了这种妥协，都会导致其它各方难以适从。因此从始至终，这种妥协一直缺乏制度规则的保障。

　　对普通玩家而言，“偷碟哥”事件是一起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此事打破了不同群体间的默契，让商户对玩家产生了猜忌，也让略显隐秘的光碟交易完全暴露在外部环境下。玩家与商户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抛开海关部门的追查与惩处，平台与监管机构也可能因此出具新的禁止规定。

　　可以说，“偷碟哥”挑战了整套“平台自治”机制，更挑战了商事法律关系中诚实互信的原则，自然会遭到其他玩家的一致反对。他的行为不仅搅乱了部分游戏的实体盘市场，也让二手游戏市场，乃至其它物品的交易市场陷入信任危机。这样一来，也不怪大家的反应如此之大。

　　但是从另一方面，部分网友对“偷碟哥”进行的“人肉爆破”行为也涉嫌违法。这种非理性的报复方式往往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便“偷碟哥”已经退还了货款，但这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所有人都无法保证，第二个“偷碟哥”不会出现。

　　因此，如何冷静下来，恢复来之不易的“自治”默契，这才是大家最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如果游戏市场分级与交易规则日臻健全，这份“平台自治”下的妥协自然能被顺利打破。在此之前，身为玩家的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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