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O竞博长久以来，科技教育出版行业凭借其产品特征成为引领时代变革的关键因素，同时，出版行业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革。可以说，科教出版行业的每一个微妙的变化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那么，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合作日益频繁的今天，中国的科教出版行业又该何去何从呢？

　　自从出版行业诞生以来，它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记录历史、反映当下的责任，可以说，出版行业是时代的镜子。与此同时，出版行业自身也会被镌刻上时代的痕迹在历史进程高速演进的今天，出版行业必将反映国际化、高科技的时代主题。

　　曾有国外专家声称，在数字出版领域，至今尚无成功的经验。这话虽然乍听之下匪夷所思，细想来却不无道理作为一个出版行业的新兴事物JBO竞博，数字出版还没有形成行业内达成共识的规范流程，而与之相适应的受众系统也没有健全起来。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数字出版正在成为整个出版行业、特别是科教出版领域中成长最迅速的部分。据爱思唯尔医学部大中国及韩国区执行董事林玉祥介绍：“在期刊市场，1997年100%的读者订阅纸质产品。几年以后，已经有70%的顾客选择电子版，这个趋势还在继续。现在估计已经有超过90%的读者是倾向电子版，我们在图书市场也发现了同样一个趋势。”受众的需求决定了数字出版的生存空间，当科教工作者制作论文、教案时，数字出版物无疑在检索和复制方面远比传统出版物更具有优势。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傅强在阐述其对于数字时代的学术出版的理解和看法时认为，数字化对于出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内容、消费和理念上。

　　为了实现生产流程的数字化、标准化，浙大出版社目前正在做的基于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流程控制；借助WEB2.0技术，内容的创造者由原来单纯的专业组织扩展为任何有信息的平民都可以参与；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得大规模协作的内容创作成为可能。超文本标记语言的发明以及链接技术，使得整个出版内容的组织方式从原有的顺序方式到现在的非顺序、非线性方式，从原来的以过程为主的方式转化为以结构性甚至主体驱动为主的方式。出版物由原来单向、平面、静止的表现形式发展为交互、立体、跨媒体乃至多线索的方式JBO竞博，同时博客等新内容的表现形式不断被创造。

　　消费的变化体现在由原来纸质媒体消费扩展到电脑屏幕、手机、PDA等设备，社群网络等等也成为用户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来以单纯被动阅读为主的消费方式转化为以目的为导向、以问题为驱动的主动搜索，这在数字时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数字时代，内容的利用者、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有人创造一个新词Prosumer，是把创造者和消费者放在一起，人们所熟知的就证明了这样一个趋势。

　　除此之外，数字时代出版理念的变化也很明显。包括爱思唯尔在内的机构提出来他们要转化为信息方案的解决商，开放存取的概念正在兴起。开放存取的理念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开放存取期刊，另外一种是机构知识库。在两年时间内，机构知识库的数量从零增长到1200多个，但是这些机构知识库绝大部分分布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暂时还没有非常著名的机构知识库。

　　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潘仕勋（Stephen Bourne）提出，在当今世界，没有共赢观念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一众出版机构彼此往往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

　　林玉祥曾说：“在过去20多年里，东亚地区的科研文章的增长率明显高于欧美。而在中国来说，过去10年平均增长都高达16%，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已经达到700篇。这意味着我们要扩充我们的合作伙伴网络，特别是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在中国，现在已经跟很多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1992年，中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这极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版权总监莱内特欧文女士说：“我们与外研社、高教出版社和人大出版社都有非常多的合作。主要是在科技、电脑等领域，我们能够找到一些非常好的工程师，他们能帮我们写这样的书。另外我们还发展到了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欧文认为不能否认的是，现在仍然存在盗版的问题，中国版权局也和美国的一些相关机构开展了大量行动来打击在大学校园里面非法复印教材的问题。

　　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外书籍也对中国的出版商有了更大的兴趣，而且有些书籍在中国市场进行了相关改变，来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林玉祥说：“除了我们谈的版权合作，我们也做一些改版的书，国外的教科书不太适合中国用，如果要引进到中国就要做改版工作。另外，中外作者联合出一本书的做法，也使内容更符合中国的需要。我们非常想跟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展电子化的项目，在国外这类产品非常多，但引进到中国的非常非常少。”

　　浙大出版社与另一电子出版巨头斯普林格（Springer）合作出版了一套“中国科技进展”丛书。这套丛书由双方共同设立的科技出版基金支持，基金委员会成员由中国十几位著名院士组成。这套书支持中国科学家用纯英文写作并向全球发行，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选题由两家出版社共同审核，浙江大学编辑加工，双方联合出版，通过斯普林格向全球发行。这套书入选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入选了法兰克福主宾国重点支持的百种图书，同时也被欧美等各大图书馆收藏。

　　人大出版社副社长孟超认为,出版产业国际化体现在作者、出版内容、出版方式、出版公司、人才、产品形式和销售市场六个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中国的出版社日子可能好过一点，但是随着日后竞争的激烈，加之改制、改革的深化，我觉得我们的竞争会越来越厉害。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出版产业国际化是一个趋势，但是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讲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许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所以要有清醒的认识。”孟超说。

　　在科技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出版大环境中，差异化、个性化出版应运而生。最基本的是，很多与会专家提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阅读习惯和需要，他们的出版物往往有多个版本。“我们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不仅有美国版，还有亚洲版，最近我们又出版了中国版本，也就是作者写的内容完全是根据地区的不同而进行的差异化写作。”孟超说。

　　然而，多国版本只是差异化服务最基础的一个层面。高教社创建了教材和学习卡网站模式，现在可以为教师提供教师的资源中心，给教师提供他所需要的材料，为学生提供教学课件和答疑。从2003年起，高教社共开设306门电子课程，发行超过1.2亿张学习卡，超过4000万学生登录学习，平均在线小时/人。

　　林玉祥这样介绍爱思唯尔的延迟访问机制：收录的部分文章在12个月以后，读者可以免费访问，而新的文章则是需要购买的。除此之外，有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没有资源购买这些文献，所以，爱思唯尔同联合国三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环境规划署和粮农组织）合作，为这些地区提供了1000多种的医学、环境和农业方面的期刊，这些都是免费提供或者是以非常低的价格提供的。

　　林玉祥同时指出：“现在新客户和我们的员工，对于资讯的使用跟过去很不一样，这不但说明了时代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市场正在变化。新生代用户比较重视证据和速度，他们喜欢电子媒体，他们用WEB2.0的技术把内容的获取和使用作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出版界必须对产品的服务重新定位。”

　　在新环境下，我国的出版行业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在与国际机构合作的同时，也面临对手的竞争。以期刊为例，爱思唯尔每年出版2000多种期刊，他们在全球有7000多个编辑，有很多编委会成员和撰稿人。实际上我国也有历史相对悠久的期刊，比如今年即将50周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实际上，《复印报刊资料》是一个拥有148种刊物的大型期刊集群。然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08年顾问工作会议”上，（《复印报刊资料》的出版方）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盛希贵坦言，这148种刊物是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一个得天独厚的资源，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妥善地利用它们。

　　与爱思唯尔7000多名编辑相比，人大复印资料的编辑人数少得可怜，只有70余名。为了改善这一窘境，书报资料中心采用了顾问制度，他们在学术界聘请了100名专家作为顾问，这在某些方面弥补了编辑人员的缺乏。同时，《复印报刊资料》在新环境下积极寻求改变，盛希贵介绍说，今年，《复印报刊资料》旗下32种刊物改了刊名，又有4种刊物变成原发刊。他同时表示，南京大学的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同方的CNKI（中国知网）等成功案例也是中心借鉴的对象。目前，他们正在与CSSCI合作，借助其评估体系评估自身的学术影响。

　　除此之外，中国科技教育出版在国际合作上，也存在体制上的瓶颈。比如在工程实践的出版领域，林玉祥就坦言：“这个问题在国外很好办，只要有很好的题材，就可以和作者谈，哪些题目怎么写书，甚至我们协助他们组织起来出书。目前在中国的政策下是不好办的，因为我不可以做出版。目前都是中方的合作伙伴在做，其实我们参与的并不多，应该说比较难主动地去跑到作者的面前说，我们在外国做同样的事情。”

　　而傅强表示：“我们现在重点也是放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暂时还没有把重点还放到具体的工程中去。”

　　然而不同社会环境产生的问题最终还是会凭借彼此的磨合而解决，正如高教出版社副社长刘援所说：“外商总是说你的书价怎么这么低？我们就跟他说，中国的现实是这样的，让它涨2美元不可能，2美元就成了我整个书的价钱了。在中国，这是薄利多销，后来我用这个方法说服了很多谈判伙伴，也给了他们很好的回报。因为有这么大的市场，薄利多销是唯一的方法。我们用这个方式，使我们跟合作伙伴达到了互相了解，所以都合作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