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O竞博指的是看待问题，只能看到两种极端，认为世界非黑即白，不会辩证的看待问题的人群

　　如小标题所述，私以为皇帝就是最大的“二极管”。在皇帝眼里，臣民只有忠诚与不忠诚之分、有用和没用之分。忠诚的可以获得奖赏，不忠诚的就只有被罢黜甚至是死。所以，我们对“二极管”也是有很大的曲解，真正的“二极管”，没有非黑即白，只有你黑我白；没有对错，只有服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而且“二极管”的背后还有一层深意，一极是强化管控，另一极则是回避义务。法家代表韩非子在《主道》这一篇中就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有功绩了说明君主圣贤，有过错了那就是臣子的责任。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将这种本质剖析得更加透骨了：“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皇帝是全天下人利害的裁决者，将利益都归于自己，将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打着天下大公的幌子来牟自己一人的私利。

　　皇帝们肯定不会像秦二世那么地“实诚”：“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嘴上总要高喊什么“天下为公”“敬天保民”云云。 但我们连历史都不需要读就明白宫廷内权力的游戏是或赢或死，没有其他的选择。踩着尸山血海上位的皇帝，我们更不能指望他相信任何人，他会比寻常皇帝更极致苛求臣民的忠诚，这世上只有背叛过他人的人最痛恨不忠。对他认为不忠嫌疑的人，你觉得嫌疑人有几分可能自证清白，皇帝又有几分可能赐予他辩护的机会呢？假如嫌疑人用自己白的一面（功劳）请求皇帝辩证地看待他JBO竞博，恐怕是死得更快吧。

　　当然，皇帝也不是随意地去生杀予夺，有时也会留着那些他认为不忠的人，只是认为他们暂时还有用，留给下一代去杀是更没有包袱的办法。但这些都不代表着不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皇帝们的普遍理想。

　　“二极管”观念以皇帝为起点，通过秦制垂直向下，对臣民全方位施加了不可逆的影响。

　　先说政治层面。皇帝的意志需要各级官僚去贯彻，皇帝也是全天下的表率。官僚们从中除了牟利外，想法也和皇帝一般“二极管”：对上，我只需要执行命令，至于执行命令会造成什么后果以及之外的事情，那不是我该关心的；对下，我只要看到完成命令这个结果，至于如何完成这个命令，那也不是我关心的。反之，就会被认为是无能，直接受害的就是自己的乌纱帽乃至于身家性命。在利害的权衡中，他们自然首先为乌纱帽负责。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也受到皇帝价值观他们也会秉承着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的价值观：有功劳了，会将下级付出的成果据为己有，并向上级邀功请赏；有过错了，就将责任推给下级，都是下级执行不力或者执行歪了，面对外界的诘问，也大可以说是上级要求这么干的，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再说经济，小农经济是集权制度的基础。小农具有“原子”的特点，他们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独自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是需要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所谓的民本，绝非让民追求自己的价值，仅仅是指财政，朝廷最充足和最可靠的来源就是小农。为此，对小农的控制是重中之重，户籍制度应运而生——“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历朝历代都有严格而详细的户籍管理：从商鞅变法时的什伍法、隋唐的保里制、宋代的保甲法、到明清时的里甲制，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

　　同时，小农经济自身也存在极强的封闭性。小农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与土地捆绑。他们没有什么时间离开自己的家乡，久之也就安土重迁。他们没有什么时间去认字读书，久之也就不愿意去思考，头脑思维变得极其简单，根本没有什么看待问题可言，只有听话与让弱者听话。对于任何不稳定的因素，朝廷往往是鼓励邻里之间互相告发，加上重农抑商的环境，我们很难指望小农们能有什么合作意识，更多的是互害，侵夺你的田产。

　　最后说思想与伦理。秦制必然带来思想专制，除了我们从教科书中所学习到的政策，这种专制还以伦理道德的形式刻入了人的价值观中。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皇帝是全国的大家长，父亲就是一个家庭中的皇帝，在父亲看来，只有“孝”与“不孝”，没有别的。班固《白虎通义》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把君臣关系与家庭关系并列，就已经能证明这是皇帝有意灌输教化。《弟子规》可以代表了古代广大普通家庭的关系，就是要子女无条件服从：

　　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子女对父母的命令不仅要服从，服从不够好、不够快也是不孝。

　　“二极管”思维最后反噬的还是王朝自身。这倒不是说臣民们不忠诚，他们多数还是忠诚的（至少表面上是），只是他们总认为自己的异见者不忠诚，然后互相指控对方是奸臣、逆贼，即党争，是朝廷的祸害，客观上是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现象，更多是一种无原则的意气之争JBO竞博，即不问是非，只要你站在我的对立面，那就是奸臣、逆贼。

　　这种现象本质是反映了臣民们的不安感。他们害怕被皇帝认为是不忠然后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可他们多数又不敢直接向皇帝陈情辩护，相对安全的办法就是指控政敌为“不忠”，他们的“不忠”变相说明了自己的“忠诚”，还可以在皇帝面前获得更多的权势与利益。

　　到了王朝后期，这种戾气变得越来越浓郁，像明末的士大夫们对此就深有感知。钱谦益在《募刻大藏方册圆满疏》中描述了“二极管”思维下的暴戾：“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朱鹤龄也说：“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矣。”

　　暴戾为什么会这么浓郁呢？根子还是出在皇帝对士大夫的暴虐，黄宗羲径直就说皇帝对士大夫是以“奴婢”蓄之。臣子有内臣外臣之分，奄宦作为内臣生活在皇帝的周边，懂得如何伺候皇帝，满足皇帝的情绪，就容易被皇帝信任、被认为是忠诚的；而士大夫作为外臣，常常因为处理政务与皇帝发生龃龉。皇帝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盖内臣爱我者也，外臣自爱者也。”外臣有时的不敬就会被皇帝认为是不忠，被皇帝认为是自爱而不是爱皇帝，既然不被皇帝信任，被皇帝“二极管”式的猜疑、莫须有的定罪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对于后果，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悲叹士大夫遭到的羞辱：“身为士大夫，俄加诸膝，俄坠诸渊，习于诃斥，历于桎梏，褫衣以受隶校之凌践。”更悲叹士大夫们的逆来顺受，招来皇帝更大的鄙夷与迫害。这样还怎么能指望他们“上忧君国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讟乎？”因为面对迫害，士大夫们也不会甘于做提线木偶，在逆来顺受的外皮下精致利己。对他们来说，当“二极管”更多是一种生意，最终也丧失了廉耻之心，酿成了“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的灾难。哪怕是到了南明，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其实，化解“二极管”也不难，只有一条路，开言路。不要担忧各路“二极管”，“二极管”的种类多了，这环境也就变得不那么“二极管”了。强行“净化”他们，言语上的“二极管”很可能就被堵成行动上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