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凯华（中国科学院大学长聘体系特聘教授），张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院特别研究助理）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指出，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习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中国的建设目标之一。数字技术能够赋能治理主体高效互动、治理决策过程科学、治理任务完成智能和治理领域管理精细，从而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数字化不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国家治理的理念、规则、制度与方式正在被重塑，不断改变社会经济运行体系并与科技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深度融合。相应地，数字技术能够改进或提供新的治理技术、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助力打造智能科研范式、保障产业创新活动稳定高效、增强对社会运行的态势感知和处置能力。也正因如此，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均在加速运用数字技术，比如，欧盟通过发布《2030数字罗盘：欧盟数字十年战略》《人工智能法》等，不断强化新兴数字技术治理并引领全球规则；G20、G7、OECD、APEC等国际组织均已常设数字议题，涉及发展、监管、治理、贸易投资、金融、知识共识等6大类22个方向，数字议题覆盖面显著扩展；美国通过制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加大与盟友和伙伴的政策协调，塑造联合一致的数字治理规则；德国通过发布《数字化实施战略》以推进社会、经济和科学所有领域的数字化进程等。因此，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和把握战略主动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为此做出系统布局，集中出台《数字安全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数字治理法律法规，加快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步伐，提出了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系统性突破、智能算法的快速发展以及算力产业的日渐成熟，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应用程度不断加深，这些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一些初步应用展现出显著的成效，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但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是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的应用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需要大力发展支撑国家治理的信息技术。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一系列治理问题需要发展新技术来应对。例如，数字化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社交网络结构，也带来“信息茧房”和“观点极化”等隔离和撕裂。需要深入分析技术发展的现状与挑战，准确识别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问题以及治理现代化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应用场景的扩大要求加快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同时将产生颠覆性数字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以满足新的治理需求。因此，需要从需求侧进行场景分析，以及对相应治理场景的技术需求以及技术突破的需求进行分析。与一般性社会需求不同，即便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符合一般性社会需求的信息技术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发展起来，但是对于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多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因此需要对之进行大力支持。

　　二是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化社会发展的不匹配，带来一系列新的治理问题和挑战。目前，我国用于国家治理的数字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于数字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数据孤岛的治理技术挑战、技术风险的治理能力挑战、发展和安全冲突的挑战。一个典例是数据孤岛问题，治理体系中的诸多部门均倾向于独自构建信息系统，数据难以共享和共治，需要研发可扩展、可迭代、保障民众信息安全的数据治理技术，从根本上打破数据孤岛，真正实现精准决策和精细化治理。另一个典例就是算法公平或算法黑箱问题，不仅需要研制算法公平和算法安全治理技术以保障公平与公正，还需要国家的战略倾斜以促进更多科技力量投入到此类没有商业价值的治理技术中。

　　三是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新型治理工具和治理模式与现有治理体系不相适应，为国家治理带来数字秩序困境。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研发、数字产业的产业链、数据的产生与使用，将会引起司法管辖与执法权力的碰撞，造成数字政府的界限模糊与重叠。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能源、通信、交通、医疗以及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和相互联系，将导致数字安全问题具有了一种动态的复杂性和深度的耦合性。最后，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人机冲突”不断涌现，人机协同和人机信任难度不断加大。当前的数字技术在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求专业化的部门分工，如数据的标准化和归一化等；同时又对人机协同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人机混合决策、人机综合研讨等。这需要我们研制可解释、可信赖的人机协同技术，以更好应对人机信任问题和人机协同带来的诸多挑战。

　　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影响也是系统性的。数字技术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从而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将会面临数字治理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以系统思维巩固发展数字技术底座，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强化重点领域治理体系数字赋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融合，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治理，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加强立法统筹协调，提高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坚持系统性谋划和体系化推进，协调安全与发展、统筹效率和公平、平衡活力与秩序、兼顾技术和伦理、把握整体和重点，提升全方位多维度综合治理能力。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关部门加强对数字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聚焦经济治理、南宫28APP社会治理、网络治理、科技治理等不同领域，建设数字技术嵌入的协同治理平台，积极应对数字时代的数据要素治理、算法治理等新型治理范式。

　　二是巩固发展数字技术底层架构，构建支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技术体系。打造开源、开放、交叉的协同创新环境，推动数字技术设施、数字要素等公共品建设和制度设计，为面向国家治理的数字技术开发和迭代提供低成本的开发环境。把握技术发展关键痛点和治理场景现实需求，构建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生态。聚焦司法、医疗、科技、应急管理等技术驱动效应强的典型治理领域，从技术供给侧进行技术推演并从需求侧进行场景分析，同时以此为依托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供给与国家治理需求对接。

　　三是高度重视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系统复杂性和科学技术支撑，促进技术与制度双向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完善制度设计，确保技术发展应用与人类社会发展“多元价值”追求的动态平衡性、协同性与统一性。充分发挥人机融合的新优势，构建更加系统化的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更加智能化的前馈-反馈协同调控策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效能。坚持以人为本、包容、可持续的数字化发展理念，制定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治理原则，以实现人、技术、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构建面向多维度、多尺度数据的风险感知平台，推进数字技术风险监管体系建设，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学部重大咨询项目“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研究”[2022-ZW14-Z-027]阶段性成果。）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宫28APP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